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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

劉國光(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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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光,男,1923年11月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48年9月進入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經濟所前身)工作。


    劉國光先生是當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他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治學經歷,無論是研究中國當代經濟學,還是研究中國當代經濟學人,他都是我們研究工作中無法繞開的一位重要人物。對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而言,劉國光先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完整經歷過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三個發展階段的歷史見證人。


    劉國光先生早年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學習,接著他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因家庭經濟情況發生變故,轉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任助教。在陶孟和先生的邀請下,劉國光先生來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同時還兼任研究所的會計工作。解放以后,國家選拔了一批理論功底好,有培養前途的青年學者去蘇聯學習,他也位列其中。他于1951年-1955年在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系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學習與方法訓練,于1955年在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獲得副博士學位。從蘇聯完成學業后,他回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從助理研究員崗位干起,一步一個腳印,直至成為研究員,并先后擔任了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雜志主編、經濟研究所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務。


從治學經歷的角度來看,他自從蘇聯畢業回到經濟所后,他以極大的工作熱情與堅實的理論基礎,積極投身于當代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參加和領導了中國經濟發展理論、宏觀經濟管理與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工作。他的學術理論成就,集中體現在如下五個領域:


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貢獻


雖然劉國光先生畢業于蘇聯,并受到經典的蘇聯計劃經濟理論的熏陶,但在蘇聯求學期間,他認真觀察蘇聯經濟學在蘇聯社會運行中的具體表現,并且開始悄悄地系統總結蘇聯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同時開始反思看似縝密的蘇聯計劃經濟理論的缺陷。正是因為這段寶貴的求學經歷,讓青年劉國光親眼目睹了計劃經濟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他逐步開始思考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因為在去蘇聯學習之前,他也接受過完整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教育,加上解放前各種類型經濟生活的體驗,直覺告訴他,雖然市場經濟有重大缺陷,但還是有其內在秩序和自身活力的。而從書面理論上看,蘇聯的計劃平衡體制方法,在政府的行政指令下,雖然能夠按照有計劃、按比例的模式去運行,并在特殊歷史時期也取得眾所周知的經濟建設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但是過多的行政干預手段,常常與人民群眾的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經濟管理工作中,管得過多過死,讓人民無法釋放活力?;貒?,劉國光看到陳云同志關于國家計劃與市場自由問題的一些闡述,頗為欣賞,內心也萌生了“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的想法。


“文革”結束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又被重新提起,劉國光順應改革潮流,提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思想。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劉國光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趙人偉研究員開始著手研究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并將合寫的《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一文報送中國社科院,接著提交給1979年4月間由薛暮橋和孫冶方領銜在無錫召開的“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該文突破了以往關于計劃與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相互排斥、不能結合的傳統認識,深入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導致的一種形式上的湊合,而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內在有機結合。這篇文章在當時引發各界的廣泛討論,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等機構的內部刊物以及幾家重要報刊先后全文刊載。


1982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為此,劉國光撰文《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直指指令性計劃的弊端,遭到批評。然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等于以指令性計劃為主,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證明了劉國光觀點的正確。關于計劃與市場孰輕孰重的爭論,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后仍持續不斷。經濟理論界有兩種很深刻的思想情結,一種是計劃經濟情結,一種是市場經濟情結。雙方都不否認對立面的存在,但非常執著地強調自己這一方的重要性。對此,劉國光提出“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


直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中國正式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劉國光一直站在“計劃與市場”爭論的最前沿,并參與了十四屆三中全會報告的起草工作,為制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相關政策,做了直接的貢獻。


二、對“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的貢獻


1987年,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李鐵映組織了8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討論中國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方案。劉國光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


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針對通貨膨脹的問題,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經過九年多的改革,中國經濟的生機和活力大大增強,雖然當時的經濟環境仍然偏緊,甚至還出現了幾次通貨膨脹的危機,但是經濟仍然在持續地發展。因此,一些專家認為,通貨膨脹、物價高一點不可怕,主張以適度的通貨膨脹政策,來加速經濟增長,應該盡快“把蛋糕做大”。這種“通貨膨脹無害論”的意見,在1988年達到頂峰,當時實際上占優勢地位,中央一些領導都贊成。而另一種意見是在承認九年多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認為經濟形勢比較嚴峻,他們堅持反對“適度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增長”的論點。這些專家認為通貨膨脹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發展。這部分專家,堅持認為改革應該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中進行,具體來講就是總供給要略大于總需求,并且強調對平穩物價的追求。


對于之前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如何治理的政策思路上,也有存在兩種思路:一種思路主張,先用行政手段緊縮社會總需求,實行嚴格的宏觀控制,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以價格為中心的配套改革;另一種思路是劉國光同志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提出的意見:不贊成治理經濟用“猛藥”,提出“雙向協同,穩中求進”的主張,以穩定經濟的措施保證改革的繼續推進,同時用有計劃有步驟的改革措施推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具體來說,中期改革前三年以“穩”為主,主要著力于治理通貨膨脹,同時有選擇地進行改革;后五年從“穩”轉“進”,改革的步伐可以大一點。這一建議,標志著“穩健改革派”的誕生。


1984—1988年的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的狀況,很難實現“著陸”。在1988年3月召開的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劉國光作為中央候補委員,作了一個題為《正視通貨膨脹問題》的發言,強調“穩定物價”的方針口號不能放棄,引起廣泛共鳴。隨后,他發表了《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正式提出:要認清形勢,穩定經濟;要從實際出發有選擇地深化改革;要實現協調配套,把階段性改革和目標模式銜接起來。


就在他的這些建議公開發表后沒多久,國家于該年 6月初正式決定進行物價和工資政策闖關以后,物價迅速上漲,城市普遍出現搶購風潮,人們到銀行擠兌。中央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進行治理整頓,采取強行著陸的宏觀調控政策。


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劉國光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他提出,要采取“微調、降溫、軟著陸”的辦法來開展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這是當時經濟形勢唯一可行的宏觀調控思路。這種思路就是把住財政貨幣投放和信貸貨幣投放兩個正門,國民經濟總量保持一個偏緊的盤子,審時度勢進行微調,有松有緊,時松時緊,爭取通過幾年的努力來抓緊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把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控制在比較好的目標范圍內,以平穩過渡到下一個經濟周期。這一次,中央采取了多種措施之后,到1996年年底,宏觀調控成功實現“軟著陸”。 1997年1月7日,劉國光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論“軟著陸”》,總結了都是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四條經驗:一是及時消峰;二是適度從緊;三是適時微調;四是抓住主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同志在文章的原稿上批示:“這是迄今為止總結宏觀調控經驗的一篇最好的文章?!?/span>


三、對經濟工作“兩個轉變”的貢獻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劉國光第一個提出“雙重模式轉換”的經濟學思想,在在深入研究經濟改革模式的基礎上,明確提出“雙重模式轉換”,即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兩個方面的改革問題。在經濟體制模式方面,他過度集中的決策權力結構、直接控制為主的調節體系、平均主義的利益結構以及政企不分、條塊分割、縱向隸屬關系為主的組織結構,構成了舊體制模式的特征內容。以增強企業活力為核心的多層次決策結構,以經濟手段間接控制為主的調節體系,把物質利益原則與社會公正原則結合起來的利益結構,以及政企分開、橫向經濟聯系為主的組織結構,則構成了新體制模式的特征內容。發展模式轉換,就是從過去以高速增長為目標、外延發展為主導方式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逐步轉向在提高經濟效益前提下,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的適度增長,以內涵發展為主導方式和合理配置資源的相對平衡發展戰略。


到上個世紀 90 年代,針對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劉國光又率先提出,國民經濟如果要實現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就必須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并指出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應成為經濟工作始終關注和決策的重要內容。他提出的“雙重模式轉換”的思想,最終演變成“兩個根本性轉變”,為國家的決策作出了先行的論證,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思想。


近年來,劉國光同志一直在呼吁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實現“ 兩個根本性轉變”。他堅持認為,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經濟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實行“ 兩個根本性的轉變”,以此推動國民經濟走向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 


四、堅持改革、反思改革


有人認為,劉國光的經濟學思想中有反對改革之嫌,對此,他給予了堅決的反擊。他認為,經濟學家必須站在經濟學實踐活動的前沿,對于現實經濟活動的各種表現,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要有超前的預見性。不能人云亦云。


首先,他認為在過去有些時間里,社會主義講的相對少了一點,特別是在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人民生活總體改善的時候,一些不斷加深的社會矛盾,貧富差距現象,被掩蓋了。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特別是腐敗和權力資本化迅速滋生,蔓延擴大。這種趨勢是與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經濟學家不能任由這些不合理的現象發展下去。因此,在那種時候,就是要站出來多講一點社會主義。他認為,在符合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市場經濟講得越多越好。


其次,他認為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一個世紀性的問題。他認為“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因為市場有缺陷,所以不能迷信市場。計劃經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的必由之路。但我們應當重視價值規律,但不要認為價值規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去管。


對于西方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學研究,以及改革方向的影響,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堅持認為,我們還需要借鑒西方主流的經濟學,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與核心理論——自私人性論,私有制永恒論,自由市場萬能論等——整體上不適合于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和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主導。中國經濟學教學和經濟決策的指導思想,只能是與時俱進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2005年,他撰寫了《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但他不接受社會上一些人士因為這篇文章給他拋來的“反對改革”“反對市場經濟”的帽子。他說:“我不知道這樣點評新自由主義怎么就是從市場化改革倒退或者否定改革?!彼J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給前蘇聯、給拉丁美洲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效果,他擔心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影響我國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決策。


他認為,改革中有部分群眾利益受到損害,這部分群眾和學術界對改革有不同的看法,對改革進程中某些不合理的、消極的東西提出批評意見,是很自然的,我們不要把不同的看法說成是反改革。對改革進行反思是為了糾正改革進程中消極的東西,發揚積極的東西,將改革向正確的方向推進。


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


檢索已經公開發表的中國經濟學研究文獻,我們會發現劉國光的著作數量,以及引用率,都排在最前列。他對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做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方面,他是涉足面最廣最深的學者;在研究中國經濟政策方面,是能夠連續跟蹤,并參與不同歷史階段經濟決策工作的學者;在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他提出了最為完整的研究框架與研究范疇。


劉國光認為,規范的實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同時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經驗。他認為,我們實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主義,是兩種資本開展斗爭的經濟實踐活動。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又有國家調控;既鼓勵個人先富,又追求共同富裕。這樣的一種新型經濟實踐,在人類歷史上還未有過,沒有成熟的現成經驗,需要我們這一代人去總結。


他認為,我們現在開展的規范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才剛剛觸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容,中級和高級的內容,以及促進向更高階段轉換的經濟學,還沒有開展研究。他呼吁青年學者盡快關注這方面的研究。


總結劉國光同志的學術人生,他提出所有的學術觀點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為他信仰馬克思主義。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身如何發展的問題上,他一向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同時注意吸收包括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就是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在1951年參加赴蘇留學選拔面試時,劉國光先生已經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好的闡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只能作為我們的借鑒與參考,二者之間的關系決不能顛倒與混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中也就包括著必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一點也是絕對不能動搖與改變的?!彼@70年學術人生,既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姚  宇撰

(轉引自《經濟所人文庫——劉國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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