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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創新 開拓奮進(1977-2019)

與改革開放同行(1977-2012)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從批判“兩個凡是”到真理標準大討論,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黨中央根本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航向,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軌道上,改革開放大幕全面拉開。經濟所的發展也由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發思想先聲
  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既需要大膽地解放思想,突破理論禁區,也需要實事求是地直面問題,提出科學管用的對策建議。改革開放伊始,經濟所人就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強烈的使命感,為改革開放鼓與呼,在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兩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
  1977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經濟所遂由中國科學院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建制。許滌新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首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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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19日至11月3日,許滌新在山東泰安召開《政治經濟學辭典》座談會。右一:狄超白,右三:許滌新。)


  此后不久,經中央領導批準,文化大革命期間??摹督洕鷮W動態》和《經濟研究》先后得以復刊。
  經濟所恢復正常運轉之后,首先對“四人幫”的錯誤理論進行了系統批判,由董輔礽主編、許滌新作序的《“四人幫”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篡改》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經濟所人集體完成的第一部著作。與此同時,許滌新開始組織全所力量和國內同仁編寫《政治經濟學辭典》(上中下三冊),將其列為全所1978年重點科研項目。歷時3年,這部工具書于1980年出版。它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共識進行了系統全面地梳理,為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務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1978年7月-9月間,孫冶方在國務院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不斷重申他的價值規律觀點,強調“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一時期,經濟所研究人員圍繞價值規律問題撰寫了大量理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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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孫冶方擔任經濟所顧問,1982年任名譽所長,巫寶三1980年擔任經濟所顧問。圖為1978年2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揭批四人幫座談會上的孫冶方和巫寶三。圖片來源:新華社記者攝照片,經濟所科研處藏)


  為進一步深化對價值規律的討論,1979年4月,經濟所在無錫召開了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這是繼1959年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以后,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性價值規律問題理論討論會。會議是為了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搞好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促進現代化建設而召開的。薛暮橋、孫冶方等國內389名經濟學者出席會議,收到的學術論文和資料97種,兩萬多份。會議的任務不是制定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而是在總結中國自己經驗的基礎上,從理論上著重探討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擴大市場調節作用,按價值規律辦事,是這次討論會的主調,對中國啟動市場化改革起到了先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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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經濟研究》第二次價值規律問題研討會特刊1979年S1期封面。圖片來源:浙江財大圖書館藏刊)


  劉國光和趙人偉向此次會議提交的論文《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該文批判了社會主義與市場不相容的傳統觀點,討論了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如何利用市場的問題,同時還進一步說明了在利用市場機制的條件下如何加強經濟發展的計劃性問題。胡耀邦同志將此文譽為“標兵文章”,美國的《大西洋經濟雜志》和國內一些主要報刊先后全文轉載這篇文章。
  1979年,董輔礽在《經濟研究》發表《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指出國家所有制形式與生產力的發展存在矛盾,改變國家所有制的形式不會改變而且適應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最早提出和論證所有制改革的文章。
  1981年,由馬洪和孫尚清主編,經濟所吳敬璉、張卓元、張曙光等多位學者參與編寫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出版。這是當時國內出版發行的第一部擁有大量實際材料和系統數據的經濟研究著作,也是了解和分析中國經濟結構的一部權威著作,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國內很快銷售一空,美國、英國、瑞典、日本、蘇聯也先后翻譯出版。該書還引起了世界銀行的高度重視和極大興趣。


  借他山之石

  改革開放不是閉門造車,需要充分借鑒國際經驗。我國1978年之后的改革開放是在經濟生活有迫切需要但理論準備又頗為不足的情況下開始的,尤其需要他山之石。
  1978年之后,經濟所的一批批學者先后赴東歐、美國、日本考察,更加直觀地感受到中國的經濟發展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和沖擊。于是,他們開始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更加深刻的反思。除了短期考察之外,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所的吳敬璉、趙人偉、黃范章和烏家培等中年學者還被派往英美一流大學做訪問學者,系統地學習現代經濟學。這些學者在訪問期間完成了理論知識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轉換,成長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在經濟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數量經濟學等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走出去的同時,經濟所還邀請國外著名經濟學家來華講學。東歐國家在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東歐經濟學家又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術背景,因而在首先邀請之列。1979年底,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到經濟所做了三場學術報告,他強調改革不是政策調整,而是從一個系統變到另一個系統;不能零敲碎打地推進改革,要一攬子推進改革。1981年,捷克經濟學家錫克又應經濟所邀請來華做了七場學術報告,強調價格改革的必要性,認為用市場價格體系替代計劃價格是改革真正要面對的攻堅戰。布魯斯和錫克的講學給中國帶來了東歐改革的理論觀點和實踐經驗,產生了較大的影響。80年代以后,經濟所學者同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學術交流,也反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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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董輔礽(左一)訪問英國,在牛津大學會見了布魯斯。圖片來源:《董輔礽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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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2日 趙人偉在布達佩斯與科爾奈合影。圖片來源:趙人偉藏照片)


  在借鑒東歐經濟學家的思想資源的同時,經濟所還主辦了一些西方經濟學講習班,對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80年,經濟所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克萊因為首的美國計量經濟學專家講學團七人來華開辦經濟計量學講習班。1981年,經濟所又邀請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約翰遜以及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貝克爾和斯蒂格利茨等九人來華開辦發展經濟學講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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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計量經濟學講習班合影。圖片來源:張鶴齡藏照片)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決策者和經濟工作者對市場經濟如何運轉和調控,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如何轉向市場經濟還知之甚少。把中外經濟學家聚集在一起研討中國經濟中的熱點問題,就成為中國人總結自身的經驗和借鑒外國的經驗的一種很好的方式。因此,舉辦國際會議和開展合作研究是經濟所引進國外學術資源的重要渠道。
  1980年,許滌新率中國經濟學家代表團訪問美國,于11月21-24日出席了“中美經濟發展戰略抉擇討論會”,與劉易斯、舒爾茨、阿羅、錢納里進行學術交流,討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這是中外經濟學家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深入探討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經濟學理論。此次會議后,國內的經濟發展戰略研討迅速興起。劉國光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和孫尚清主編的《論經濟結構對策》,于1984年先后出版。
  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1983-1985年,經董輔礽與林重庚倡議,世界銀行與經濟所合作共同調查研究中國的國有企業體制問題。雙方于1983年、1984年先后調查了20個有代表性的中國國營工業企業,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一批較高質量的論文。1985年8月,經濟所和世界銀行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國營工業企業管理體制國際學術會議。中外經濟學家就中國工業管理體制的現狀、存在問題以及改革的可能性等,作了廣泛的討論。
  1984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 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根本性轉變;同時也提出了20 世紀末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在這種背景下,全國上下對于改革和發展的熱情都十分高漲,各地紛紛要求擴大投資規模,在提工資和發獎金方面也競相攀比;財政上實行分灶吃飯,貨幣和信貸上實行擴張政策。到1985 年初,出現了投資和消費雙膨脹的局面。這種局面的集中表現,使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不利于下一步的改革和發展。
  認識到缺乏宏觀調控的微觀放權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經濟所開始注重宏觀經濟理論和宏觀調控體系的研究。1985年9月,在從重慶到武漢的長江“巴山號”輪船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史稱“巴山輪”會議。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共30多人參加了研討會,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有9人,除馬洪外,其他8人都先后在經濟所工作過。這次會議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宏觀經濟管理以及其他重要問題,進入了深入研討。中心議題是宏觀經濟管理:微觀經濟開始放活了,宏觀經濟管理如何跟上去?正如薛暮橋在開幕詞中說的,要把微觀經濟搞活,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的控制。與會中外專家的共識是,應從直接管理計劃管理變為間接管理為主。巴山輪會議可以說開啟了我國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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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7日,“巴山輪會議”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右六為薛暮橋,第二排右四為劉國光。圖片來源:劉國光藏照片


  立學術標桿

  1955年《經濟研究》創刊,1960年《經濟學動態》創刊,1986年《中國經濟史研究》創刊。三本刊物均為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國內經濟研究領域居領先地位的期刊,其中《經濟研究》為我國創刊最早、最具權威的經濟理論旗艦刊物。60多年以來,《經濟研究》不僅為高端學術發表提供了舞臺,更為學術規范、理論創新樹立了業界的標桿?;突蛿蛋倨诘摹督洕芯俊?,展示了一部當代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與發展史。
  《經濟研究》追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邏輯,講好中國故事;運用規范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問題,發展中國理論?!督洕芯俊凡粌H引領學術前沿,也是討論重大現實問題的陣地,成為決策部門的重要參考。
  一個優秀的刊物,同時也是教化培育一個優秀學者群體的最好平臺?!督洕芯俊吠苿恿酥袊洕鷮W界的成長,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術新秀,也推動著理論范式的轉變和創新。
  《經濟研究》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磅礴的歷史畫卷,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舉凡在中國出現的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同時在實踐中亟待探索的經濟學命題,大都率先發表在《經濟研究》上,從而為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作出積極的努力和重要貢獻?!督洕芯俊烦蔀榻洕鷮W界當之無愧的學術標桿。
  《經濟學動態》是以反映國內外最新經濟理論動態為重點的權威期刊。近年來,在運用現代經濟學方法推進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方面,也辟出了新的園地。自1977年10月復刊以來,《經濟學動態》與改革開放同呼吸,發表了大量理論探討和學術爭論的文章。不同觀點的碰撞推進了討論的深入,不同思路的比較拓寬了改革的視野。對于國外經濟學研究最新進展的追蹤和評述,也使得在引領中國經濟學發展中能夠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數。
  《中國經濟史研究》創刊30年來,記錄了幾代經濟史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和歷史規律的探索和總結,是中國經濟史學界公認的至為重要的期刊和發表平臺?!吨袊洕费芯俊讽槕獣r代變遷,積極引導學術潮流,為經濟史學研究范式的轉型、學術標準的確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83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勵基金委員會成立(1995年更名為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頒發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該獎為國內經濟學研究最高獎項。
  孫冶方的名字一直是與思想解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孫冶方之所以是當代中國杰出的經濟學大師,不僅因為他在一個時代里始終處于經濟學界的泰斗、導師和主帥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磨難多蹇的歲月中,他所表現出的一以貫之的執著精神和寧折不彎的人格力量。隨著社會的變遷,孫冶方能夠傳世的,也許并不是他的某些著作和個別觀點。但他的學術精神和理論勇氣,仍然是中國經濟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學習楷模和追求境界。孫冶方這個名字代表著如陳翰笙、薛暮橋、于光遠等一批老一輩經濟學家,是矗立在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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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孫冶方。圖片來源:韓孟藏照片)


  高培勇所長2017年在《孫冶方文集》出版發行會上曾經講到,“當我們說‘孫冶方是經濟所一面旗幟’的時候,不僅僅指的是他在經濟所的工作經歷,也不僅僅指的是他曾經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建設所做出的貢獻。其實,我們更想強調的是孫冶方的學術精神。比如,孫冶方對于真理的堅守,對于理論聯系實際的堅持,對于學術的崇尚。這是孫冶方給經濟所留下的寶貴財富,是經濟所特別值得提倡和弘揚的。經濟所人要把這種精神當作傳家寶繼承下來,而且要一代一代地傳下去?!?br/>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自1984年起開始評選“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每兩年舉辦一屆,迄今為止共18屆。獲獎作品基本上反映了當時我國經濟科學發展前沿的最新成果,代表了經濟學各主要學科研究領域同類文獻的最高水平。由于一直以來嚴守評獎的程序和原則,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在社會上獲得了高度好評,贏得了崇高聲譽,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和學術標桿。



  為人民做學問

  經濟所人在始終以經世濟民的情懷,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圍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建言獻策,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7-1988年,在經歷了早期的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后,中國改革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經濟學界的理論儲備也越來越多,對改革進行規劃擺上了決策者的議事日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決定成立8個規劃起草小組,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中期目標和綱要。中期改革綱要的研究內容分為三年(1988-1990)、五年(1988-1992)和八年(1988-1995)三個階段,因此,也稱 “三、五、八規劃”。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由劉國光和張卓元主持,提出了以整頓經濟秩序、治理通貨膨脹、有選擇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穩定,在經濟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改革的“穩健派”從此不脛而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穩中求進”已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工作總基調。
  從1989到1991年,國際國內形勢極為復雜,蘇聯東歐發生巨變,國內經濟運行陷入低迷。在這種形勢下,從1991年10月到12月,江澤民同志召開了11次經濟專家座談會,探討我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包括劉國光、張卓元、陳東琪在內的多位學者參會發言。座談會的最主要成果是醞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傾向性提法,為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1997年1月,劉國光、劉樹成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論軟著陸》的文章,被編者按語評價為“迄今為止總結宏觀調控經驗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值得認真一讀”。他們于2000年2月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略論通貨緊縮趨勢問題》,對于正確認識和把握近兩年多來我國所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也起到了很好的引導作用。
  從1994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到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張卓元參與了十余次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文件起草工作。劉樹成也連續多年參加國務院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起草工作。劉樹成、裴長洪、高培勇等經濟所歷任所長還多次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人,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發展、世界主要國家財稅體制和深化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進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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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9日,張卓元向經濟所全體員工作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報告。圖片來源:王硯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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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1日,劉樹成在經濟所作經濟形勢分析報告。圖片來源:王硯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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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0日,政協委員劉樹成、裴長洪和全所研究人員分享學習政府工作報告的體會,圖為裴長洪發言。圖片來源:王硯峰攝)



奮進在新時代(2012-2019)


  2012年,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中國人民進入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也是經濟所奮進的新階段。


  “天下第一所”

  在中國經濟學界,經濟所之所以被譽為“天下第一所”,不僅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經濟研究機構,而且因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其它經濟類研究所的孵化器。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經濟所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曾經做出的卓越歷史貢獻,具有其他經濟研究機構難以比肩的影響力。
  1950年代,經濟所曾有12個研究組(室):政治經濟學、近代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產力配置、工業經濟、農業經濟、財貿金融、國民經濟平衡、統計方法、商業及物資、世界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改造。
  1964年世界經濟研究室從經濟所劃出,成立世界經濟研究所。
  1978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把經濟所的工業組、農業組、財金組、商業組、物價組劃出去,成立工業經濟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后改名為農村發展研究所)和財貿和物資經濟研究所(后改名為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財經戰略研究院)。
  20世紀80年代,經濟所下設的人口研究中心和數量經濟研究室也先后獨立出去,成立人口研究所(后改名為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和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進入21世紀之后,又從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分出了金融研究所和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
由此可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下轄的八個研究所中,除經濟所之外的七個研究所全部都是以分裂繁殖的方式從經濟所分立出來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四十余年的建設發展歷程中,經濟所發揮了孵化器的作用。
  在分立出若干專業門類的經濟學之后,經濟所的研究方向更加偏重于經濟理論和經濟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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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所名家輩出,不愧為“天下第一所”。孫冶方、顧準、巫寶三、嚴中平、李文治、楊堅白、董輔礽等均為公認的先輩名家。陶孟和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狄超白、許滌新、陶孟和、駱耕漠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于祖堯、朱紹文、吳承明、汪敬虞、趙人偉、駱耕漠、戴園晨、孫世錚、宓汝成、經君健、聶寶璋、項啟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劉國光、張卓元、劉樹成、朱玲、高培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1990年代的月壇北小街2號院門前,合影者:左起:大衛·沃爾(英國經濟學家)、袁鋼明、董輔礽、趙人偉、林泉水。來源:趙人偉藏照片.jpg

(20世紀90年代的月壇北小街2號院門前,合影者:左起:大衛·沃爾(英國經濟學家)、袁鋼明、董輔礽、趙人偉、林泉水。圖片來源:趙人偉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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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壇北小街2號院2號樓經濟所等研究所辦公樓。圖片來源:社科院圖書館夏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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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9日,經濟所全所在職人員在即將裝修的月壇北小街2號院2號樓前合影留念。圖片來源:高橋浩攝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我國經濟學研究萬馬奔騰的高速發展局面,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保持創新和領先優勢,成為了經濟所人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
  事實上,“站在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最前列”,一直是經濟所歷任所長堅持的辦所理想和目標。
  早在1985年,董輔礽所長便在論及治所方針時指出,“經濟所的歷史和以往的成就,自然地形成了它在全國經濟理論界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自孫冶方同志擔任所長以來,長時期里,我所都站在全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最前列,不少具有創造性的突破性的理論是由我所提出和闡述的?!苯洕藨撆Α罢驹谖覈洕碚撗芯康淖钋傲小?,“成為一個具有高學術水平的研究所”,更具體地說,“應該站在基本理論研究上的最前列”,“對于中國經濟史和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應如此?!?br/>  1989年,趙人偉所長在闡述經濟所的辦所方針時認為,重大理論問題和綜合性問題是經濟所研究的重點,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是經濟所的特色,史、論、用三方面應該互相配合,發揮我所的綜合優勢。同時他還指出,“兼容并包、多元共存”、“團結和諧”、“平等文明競爭”、“嚴謹、踏實和坐冷板凳”、“探索、創新和開拓”,這些經濟所的優良傳統是方針任務得以貫徹實現的重要保證。
  2017年初,履新不久的高培勇所長提出“正視挑戰,扎實推進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明確提出治所思想:弘揚經濟所“以學術為本位、以人才為中心”的學術傳統,將富有影響力的學科和富有影響力的人才作為經濟所的“壓艙石”;著力優化科研資源配置,推進“殿堂與智庫共居一所”,堅持理論探索與對策研究并重。從根本上確立學科建設在治所工作中的基礎和支柱地位,以政治經濟學帶理論經濟學,以宏觀經濟學帶應用經濟學,以服務于以史鑒今目標而布局經濟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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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4日,經濟所召開工作會議,高培勇所長作主題報告。圖片來源:張佶燁攝)



  90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濟所不僅始終站在理論探索與創新的前沿,同時也始終保持了優良的學術傳統。
  經濟所20世紀90年代確定的“敬業·博學·求是·創新”所訓,正是經濟所人遵循科學發展規律,堅持實踐,追求真理,開時代先聲,以學術報國的精神的濃縮。


  “兩學兩史”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賀信中為“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指明了方向。以學術與理論為根基的經濟所學科建設,在新時代有了長足的發展。
  針對新時代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需要,經濟所進行了相應的學科調整,增設資本論、公共經濟學學科,重建發展經濟學學科,進而形成了當前的可稱為“兩學兩史”(“兩學”指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兩史”指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共涵蓋11個研究室的學科布局。
  政治經濟學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經濟所的重點建設學科,孫冶方、張聞天、許滌新、駱耕漠、劉國光、董輔礽、張卓元、吳敬璉、何建章、于祖堯、陳吉元、徐節文、項啟源、戴園晨、劉樹成、王振中等著名學者,均在這方面作出過重要貢獻?!渡鐣髁x經濟論》(孫冶方)、《〈資本論〉研究》(駱耕漠)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社會主義新論》等展現了經濟所人在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學研究聚焦于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范疇、經濟發展等四個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取得了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自1990年始,冒天啟領銜的改革開放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研究;楊春學領銜的現實中的利益集團和量化公有經濟比重研究,胡家勇領銜的有為政府與政府轉型研究等,均富有成效。1999年開始主辦全國政治經濟學研討會,后更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壇,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劉樹成主持了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編寫。近年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研究,《資本論》研究與當代問題的結合,以及胡樂明主持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研究,均取得一定進展。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掛牌成立,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宏觀經濟學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巫寶三的中國國民所得估算。幾十年來,劉國光、董輔礽、楊堅白、烏家培、楊圣明、田江海、劉樹成、樊綱、張曙光、裴長洪、高培勇、張平、張曉晶等數代學人不懈奮斗、碩果累累?!恫粚捤傻默F實與寬松的實現》、《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開放大國的持續穩定增長》等論著,充分把握了體制轉型以及對外開放對于宏觀經濟周期與穩定的影響,展現了宏觀經濟理論的不斷創新和發展。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前沿》系列,評估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出“結構性減速”論斷;近年來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則延續了巫寶三先生的傳統,從國民賬戶入手,圍繞數據整理和估算,構建宏觀分析的基礎;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下的財政基礎理論建設,將財政定位于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使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根本上擺正了財政與財稅體制的位置,標志著財政基礎理論建設的重大突破。與此同時,以季度宏觀經濟形勢跟蹤與預測為依托,將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分析相結合,為中央建言獻策,一段時間以來形成經濟所宏觀分析的特色和優勢。
  微觀經濟學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快速發展,形成了注重實地調查與實證分析的特色。在董輔礽、唐宗焜、林青松等人的努力下,經濟所幾次在全國展開大規模企業調查,獲取并積累了上千家企業在體制變革、經營演變和經營績效的數據。特別是在國企改革研究方面,依托大規模企業調查數據,產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好評。近年來,微觀經濟學研究進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了一支產業組織理論和經驗研究的青年科研隊伍,在體驗品、醫療信任品理論研究,產業政策、醫改、“互聯網+”等政策研究領域產出了一批國內一流成果。二是拓展了研究范圍,以“治理”為主線,加強對包括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養老服務等民生事業的公共政策研究,自2012年起連續成功舉辦了五屆公共政策論壇。經過朱恒鵬等人的努力,該領域已初步在國內打出了品牌,站穩了腳跟,成為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社會治理幾個公共政策領域的重要研究基地。
  發展經濟學逐步形成了以經驗分析為基礎、國情調查和國際合作并重的研究風格。收入分配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室長期關注的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趙人偉和李實的主持下,先后進行了三次全國性的大樣本住戶調查,形成了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收入分配數據庫(CHIPS)。以高質量的收入分配數據為依托,課題組成員在國內外重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學術論文,并出版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等著作。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朱玲的主持下,本領域的研究逐漸擴展到衛生經濟學和社會保障領域,迄今已承擔并完成國內和國際課題多項,發表中英文論文數十篇,并得到國內和國際同行的認可。
  經濟思想史研究底蘊深厚,以巫寶三、朱紹文、黃范章、田光、朱家楨、俞品根為代表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為中外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巫寶三先生主持撰寫了《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選輯》、《中國經濟思想史論》、《古代希臘、羅馬經濟思想資料選輯》、《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先秦經濟思想史》等系列著作。葉坦關于古代經濟思想史、傳統經濟觀念與現代化的系列著作如《富國富民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等,在學術界獨樹一幟。張卓元的《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等著作,是了解當代中國經濟學發展史的必讀著作。在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面,朱紹文對斯密、李斯特和日本經濟學界的研究,黃范章對北歐福利制度的研究、左大培對弗萊堡學派的研究、樊綱對三大理論體系的比較研究、楊春學對經濟人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都在國內經濟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中國經濟史研究是經濟所建所九十年來一直持續開展的研究領域,學術積淀極為深厚。在以嚴中平、李文治、吳承明和汪敬虞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帶領下,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數十年來辛勤耕耘,創作出豐碩的研究成果,被學界譽為中國經濟史學研究的重鎮。代表性成果包括:嚴中平組織選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嚴中平、汪敬虞、劉克祥、吳太昌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一、二、三卷;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二、三卷;方行、魏金玉、經君健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吳承明、江太新主編的《中國企業史?近代卷》,劉蘭兮主編的《中國近代企業史》。中國現代經濟史學作為“后起之秀”,整理出版了1949年到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3輯31卷),享譽海內外。董志凱、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以及《中國10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中國村莊經濟--無錫保定農村調查(1997-1998)》、《城鎮化中的農戶——無錫、保定農戶收支調查(1998-2010)》等,也都扎實深厚,頗具影響力。
  裴長洪關于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特點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等開放經濟方面的研究;高培勇對改革開放40年財稅體制改革理論總結、新時代財稅體制改革的理論邏輯梳理,豐富和拓展了經濟所的學術研究領域。


  “三大體系”建設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并在2017年致我院建院40周年賀信等重要文獻中反復強調的,是新時代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崇高使命。
  由此,推進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三大體系建設成為新時代賦予經濟所人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并為經濟所的學術探索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以加快構建“三大體系”為契機,這幾年,經濟所圍繞出高質量成果、高水平人才,推進學科布局的調整和完善,不斷鞏固經濟史學傳統優勢學科,著力發展理論經濟學重點學科,穩步提升應用經濟學強勢學科,為繁榮和創新中國特色經濟學,不負新時代,開啟新征程。其中,可圈可點的舉措包括以下5點。
  第一,聚焦學科建設。系統推進學科建設,構建學術評價指標體系,做到有方向、有抓手、可落地。學科建設的方向要符合新時代社會發展需要,植根中國土壤、體現中國特色;學術評價指標體系是學科建設的抓手,既要涵蓋梯隊建設、科研成果、社會服務、學科聲譽和支撐平臺等基本方面,也要體現我院更加注重實踐和決策影響力的特點;以學術科研“國家隊”的標準要求自己,對照評價指標,查找薄弱環節,拿出工作清單,把學科建設任務落到實處。這些工作已全面推開。
  第二,推行“編研結合”。由學科協調人牽頭,將各學科片與相應的學術期刊對接(應用經濟學科對接《經濟研究》,理論經濟學科對接《經濟學動態》,經濟史學科對接《中國經濟史》),促進編研人員互動交叉,內容(學術研究)與平臺(學術刊物)相互促進、深度融合,更好地引領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發展。
  第三,重視學術精品。相繼推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理論探索與研究》《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理論大綱》《新時代經濟問題研究叢書》《經濟所人文庫》(第一輯40卷)等系列專著。開展青年經濟學者優秀論文評選等活動。
  第四,打造高端會議?!敖洕芯俊じ邔诱搲焙汀啊督洕鷮W動態》系列大型研討會”等。依托《經濟研究》與《經濟學動態》所構建的國內頂級學術交流平臺,聚合各方研究力量,圍繞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展開研討,彰顯了經濟所的號召力,為繁榮中國學術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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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6日,經濟所召開“經濟所人與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紀念習近平同志‘5·17’講話發表一周年學術討論會”。圖片來源:張佶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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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經濟所召開“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暨《經濟學動態》復刊40周年大型研討會”。圖片來源:張佶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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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經濟所主辦“經濟研究·高層論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暨《經濟研究》復刊40周年”。圖片來源:張佶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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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8日,經濟所舉辦“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2018——改革開放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境界”。圖片來源:張佶燁攝)


  第五,加強文化建設。以建所9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為契機和抓手,全面提升經濟所人的認同感、歸屬感、榮譽感和使命感;繼承優秀傳統,弘揚學術精神,扎實推進“三大體系”建設。重新設計經濟所的形象識別系統,著手編撰所史,舉辦所史展,出版《經濟所人文庫》(第一輯40卷)、《經濟所人記憶》,整理經濟所人口述史,所有這些,既是對歷史的一份尊重,更是對今天經濟所人的激勵和鞭策!作為經濟所人,在驕傲的同時也覺出了肩上沉甸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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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8日,經濟所舉辦“《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研討會暨經濟研究所建所9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啟動儀式”,圖為啟動儀式。圖片來源:張佶燁攝)


結語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劃時代的。
  九十年來,經濟所人在風云激蕩的時代畫卷上,書寫了屬于自己的華彩篇章。
  九十年的奮進,九十年的榮光!一部經濟所史,就是一部經濟所人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經濟學人和中國經濟學成長和發展歷史的縮影。
  榮光屬于過去,奮進銘刻在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經濟所人將不負“天下第一所”的盛名,久久為功,再續華章。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經濟所人將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不忘為人民做學問的初心,薪火相傳,戮力同心,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發展中國理論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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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3日,經濟所人大合影)

圖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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